30, 6月 2022
体制创新与文化惯性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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