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7月 2022
思想纵横:突破识人用人的思维惯性

习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突破识人用人的思维惯性,是各级领导干部练就识才慧眼的一门必修课,千万不可小视。

早年在部队基层做新闻工作,听一些老新闻干事劝道:这一行搞几年还可以,不过要趁年轻早点改行,要不然就自断后路了。当初甚为不解,后来才渐渐悟出,他们这样说并不完全是不安心本职工作,而是有的组织和领导干部存在“你现在干什么,也就只会干什么”的思维惯性,让他们吃了“一堑”,因而才长这“一智”的。由此产生了许多感想。

思维惯性人人都有,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惯性使人们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法迅速解决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会妨碍人们采用新的方法。在识人用人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应当说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清醒而又慎重地把握尺度,公正、客观地评价和使用干部。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受思维惯性的影响,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评价使用干部,导致看偏用错干部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喜欢简单地依据下属的经历、特长、籍贯等进行归类、贴标签,用自己既有的“框框”选人用人,使不少有能力、有素质、有潜力但不符合这些“框框”的干部与提拔重用失之交臂。还有的领导干部喜欢以自己的某一强项作为衡量干部能力素质的尺子,以偏概全,忽视综合,以致出现了“拉郎配”甚至“带病提拔”的怪现象。

用不合时宜的旧框框选人用人的现象早已有之。1905年7月4日,清朝第一次为留学生举行殿试,光绪帝亲自监考。满腹西学的留学生打开试卷一看,当场就傻了眼:全是八股考试的策论,与新学风马牛不相及。大清朝廷认为这些喝了几天洋墨水的人不懂规矩,要想做大清的官,必须按照大清的套路出牌,该磕头就要磕头,该当奴才就要当奴才。清廷在得意于自己掌控人才的手段高明之时,却忘记了一条规律:囿于思维惯性,是无论如何选不出真正的人才的。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惯性还在客观上为一些偷奸耍滑、见风使舵者提供了投机钻营的空间,打击贤能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甚至导致一些单位庸俗风气盛行,严重危害政治生态。

在识人用人上形成思维惯性,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过于信奉老经验、老办法。实事求是地说,一些老经验、老办法的确在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时过境迁后还死抱住不放,逐渐形成定势,如同刻舟求剑、守株待兔,难免会落后于时代,脱离实际,造成人才资源浪费。另一种是过于自信,唯我独尊。有些领导干部的确具有过人之处,但缺点也很明显。可他们偏偏十分欣赏自己,甚至到了自我膨胀的程度,一切以自己的所长和标准来比照别人。这两种原因,尽管主客观因素不同,但都会导致不良后果。

现代管理学认为,成功总是跟认识全面、善于应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突破识人用人的思维惯性,首先应培育和运用辩证思维,从多角度看问题,不刚愎自用、不偏听偏信。比如,换位思考法、换角度思考法、逆向思考法等,都可以运用到选人用人中,这样才能避免误区、减少盲点。关键是在涉及评价干部、使用干部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自我提醒是否陷入了固有思维模式。如果是,就要及时反思、调整,避免在不知不觉中又循着旧路走。

5, 7月 2022
江西:深化三转 切实转变思维惯性和工作惯性

7月30日至8月1日,江西省纪委举办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化“三转”研修班,省纪委监察厅领导和机关各部门负责人、11个设区市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组长共140多人参加了集中研讨。

这次研修班邀请中央纪委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同志授课辅导,并组织了38位同志围绕如何深化新一轮“三转”、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问题进行交流发言。江西省纪委驻省水利厅纪检组组长吴信根对此表示,“这既是一次业务知识的培训、更是一次思想火花的碰撞。”

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表示,深化“三转”、实践“四种形态”是党的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创新,是实践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种路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一个重要抓手。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跟纪委的步伐,理念、职能、方法、作风都要跟上,主动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实干起来。

去年6月至11月,江西在省纪委机关和13个试点单位开展进一步深化“三转”、把纪律挺在前面试行工作,探索挺纪在前、实践“四种形态”的有效办法和工作机制。根据试行工作情况,今年1月,江西省委印发《关于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的意见》,明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党委主导、书记主责、纪委监督、党委部门和有关机关协同的工作格局,全面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日前,江西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挺纪在前协调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指导意见》,分别就实施涉纪问题线索互通共享、纪律教育齐抓共管、执行纪律处分联动、纪律工作考评和问责常态化等四大机制以及“四种形态”的具体运用方式进行了明确,为深化新一轮“三转”提供重要遵循。

周泽民指出,当前实践“四种形态”,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践状态,与中央纪委的要求还有差距。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学思践悟,切实转变思维惯性和工作惯性,把“四种形态”的要求贯穿到问题线索处置、纪律审查和执纪审理各个环节,真正实现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的与时俱进。(江西省纪委)

2, 7月 2022
别低估了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

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只要是有质量的物体,皆有惯性,经济增长亦然。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有其自身规律,宏观调控短期内并不会改变经济运行趋势,中长期累积起来的效果才会逐步显现。基于上述理解,不妨细细剖析部分2011年宏观经济数据,以此预判2012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客观地说,当下市场对于2011年四季度中国的GDP数据预期是相当悲观的。根据统计规律,很多投资者判断,2011年一季度GDP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骤降至9.1%,四季度只要保持同等下滑速度,增速定将跌至9%以下,区间大致为8.5%-8.7%。但实际公布的数据却是8.9%,远超市场预期。

怎么来理解这一超预期呢?是不是从2011年10月开始的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发生了作用?还是经济运行原本没有想像的那么悲观,数据在修正人们的预期?如果把观察周期拉长,不难发现,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2%,前三季度增长10.7%,全年增长10.4%,季度间分别下滑了0.5和0.3个百分点。2011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6%,前三季度增长9.4%,全年增长9.2%,季度间均下滑了0.2个百分点。对比的结果是,在2010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之间,经济下滑之势在逐渐收敛,而2011年却并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下滑之势并没有逆转。

那对单季GDP增速下滑的收敛又该作何解释呢?2011年三季度GDP增速下滑0.4个百分点,四季度下滑收窄至0.2个百分点。市场据此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已有好转迹象,或者说下滑势头初步被遏制。但实际上,经济增长下滑之势还在持续,并未出现好转。有两点可以为证。其一,龙年春节在1月,所以部分经济活动被提前至2011年12月,致使2011年四季度GDP增长较快。从环比看,四季度GDP增长2.0%。无论经济先行指标还是同步指标,均显示12月经济有回暖迹象。至于是否是拐点,暂未可知。其二,2010年四季度GDP增速偏低,基数较低。一季度GDP增速为11.9%,二季度为10.3%,三季度回落至9.6%,四季度反弹至9.8%。因此,单季GDP增速回落的收敛与季度累计增速的背离,就不难理解了。

再回到经济增长的惯性上来,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如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视作紧缩的标志,那2007年1月15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9.5%,可以认为是紧缩的开始。随后,年内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幅度为5.5个百分点。2007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4%,年内高点出现在二季度15%,三季度回落至14.2%,随后一路下滑。这至少说明宏观调控要发挥作用,至少需要一至两个季度的周期,时间差即是经济增长的惯性。

同理,2008年10月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当季GDP增速为7.6%,次年一季度GDP增速至6.6%见底,也是惯性使然。如把2011年四季度GDP增速回落收敛,看成经济见底的信号,未免过于乐观,原因是欧债危机与投资回落的两大惯性。今年一季度是债务到期高峰,欧债危机还会持续多久,对出口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均无法评估。事实是,来自欧洲的出口订单不足往年一半。此前,市场寄希望于房地产调控,保障房可撑起一片天空。高铁项目暂缓后,又寄希望于水利建设,总之希望投资能平滑,甚至能保持20%以上的增速。但观察到的事实,却是房地产开发投资逐月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在加速回落。上述指标的惯性要延续到什么时候,还有没有能支撑投资的项目,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2, 7月 2022
市场应消除思维定势和认识惯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的含义是“三期叠加”——增速换挡、结构转型、政策消化。虽然市场明白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三种含义中国经济运行在速度“换挡”的同时,结构转型也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三去一降一补”加速了落后产能地淘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的含义是“三期叠加”——增速换挡、结构转型、政策消化。虽然市场明白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三种含义,但长达3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给市场带来的思维定势和认识惯性,仍无法轻易消除。

中国经济运行在速度“换挡”的同时,结构转型也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三去一降一补”加速了落后产能地淘汰,使得行业内产能迅速向先进产能集中。从产业周期的角度,中国经济各产业普遍进入了产业成熟期,行业集中度客观上有集中趋势,行业的市场结构正发生变化,各行各业普遍由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转变的趋势。

产业成熟前期市场结构的这种转变,必然带来行业内部企业经营效益的分化,从而带来分散性违约的增加。为使经济发展回归创新发展的本源,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业基础,以消除泡沫、化解风险为特征的前期政策消化,需要新时期有对冲性政策:楼市调控和中性货币政策成为新时期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基础,构成了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

市场过去30余年养成的思维惯性是:经济低迷必有政策放松,经济和政策之间存在着“交谊舞”关系,经济进、政策退;经济退、政策进。然而,新时期经济和政策间的传统“舞步”关系不再存在。与此同时,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加之金融市场上违约现象的增多,市场对转型期的一些非系统性风险,甚至市场竞争中的个体性失败现象,都当成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趋势表现,对经济和市场前景表现出了过度悲观。

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运行特征转变,以及转型期的“去杠杆”政策环境,使得股市运行趋向成熟:换手率下降,市场从持续的喧嚣中长期地沉静下来后,注重基本面的价值投资也将逐渐成为投资思想主流。

然而,正如经济转型带来了市场对经济的错误悲观预期;股市向成熟转型也带来了对市场运行的错误悲观预期。在经济增长平稳和企业效益改善的宏观环境下,市场成熟过程中的J形调整(即过度调整)规律,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叠加经济转型期的变化,基于纯粹心理变化而带有“悲观”有色眼镜的各类投资者,将转型期的特征当作了未来发展的疑虑。这些被扩大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前景、民营经济政策、金融风险。

市场仍然不适应当前经济平稳局面,仍未走出高速幻觉,不能理解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将会经历的长期“底部徘徊”状态。但笔者认为,“滞涨”的预期根本经不起推敲。既然经济低迷,那么通胀压力就难持续;经济整体仍处“底部徘徊”时期,当前的高通胀并不具持续性。

长期来看,通胀和通缩均可能性较小,经济底部运行时期“防通缩”还应是主要应对方向。对经济中长期前景,笔者认为2018年是中国经济走出底部徘徊阶段的起始之年,未来经济中期(3-5年)前景是:经济增速将呈现稳中偏升态势。从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投资的变化看,投资企稳回升在即(2018年上半年受PPP整理影响,短期有所回落);随着未来投资企稳,中国经济稳中偏升态势愈加明显,并形成股市持续向上基础。

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要更多地采用市场形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减少对企业的直接支持。因此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更多采用了市场中介的形式——政府引导、带头、出资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扶持基金、经济组织,甚至号召要求国有企业参与驰援民营企业。

风险显性化使得市场扩大了金融风险的真实压力。经济转型时期也是中国产业普遍走向成熟的时期,行业市场结构转变必然带来一段时期的企业间效益分化,散点式违约增加。防控金融风险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自中国经济2013年进入“底部徘徊”阶段以来,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日益显性化。中国经济在之前当然并非没有风险,2013年后风险关注度的上升,只不过是风险显性化而已。经济风险的显性化,也是经济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市场走向成熟给了投资者以“低迷”的感觉,低迷局面造成了投资者的“熊市”思维,以致市场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效益改善的宏观局面,也给金融风险管理增加了难度。

海外市场的变化与外贸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也造成了一定压力,尤其是扰乱了市场预期。对此,高层集中发声,密集表态,并以实际行动,对市场现存的三大疑虑进行了细致的析疑、消除。

高层表态实际上驳斥近期市场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表明政府对股市运行高度关心,并也准备了不少应对措施,也表明供给侧改革决定了政策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和经济、市场间经常变动的“舞步”关系。对民营经济发展,中央对其重要性认识没有改变,并且正在研究进一步的扶持管理措施。对股市发展,尤其是股市运行中风险处理,决策层正在酝酿出台针对性政策。

笔者认为,当前市场的低迷,实际上是和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背离的,是惯性使然。展望未来,资本市场何时走好,主要取决于经济回升预期确立时间。货币边际放松直接带来了货币市场的宽松,货币利率下降,金融投资机会成本下降。尽管受金融监管规范化、去杠杆和防风险等政策的对冲性影响,市场金融投资的加杠杆行为难以恢复,投资意愿和信心的恢复也较慢,市场走出低迷格局客观上需要“催化剂”;近期高层先后表态都是经济和市场的关注,释疑了市场担心的质押风险、民营经济政策等多个热点问题,市场向上的“催化剂”显然已出现,市场逐渐升温态势将延续。(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30, 6月 2022
科普知识(9)——质量和重量有区别吗?

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质量与重量混用,没有刻意地去加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物体重58kg,往往也就是说它的质量是58kg。

但事实上质量和重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理概念。首先质量是物体惯性的量度,是一种固有的属性。

对于这句话前半句的理解是这样的:物体的质量越大,那它所受到的惯性也就越大。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刚刚解释了惯性的内涵。我们知道一个物体,无论它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它都受到惯性力的作用。但是不同质量的物体,所受到的惯性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人,胖的人在公交车突然刹车的时候,所受到的惯性力更大,也就更容易摔倒。当然,胖的人拥有更强的肌肉力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后半句话是指,质量还具有如下特征,即质量是一个标量,其值不会发生变化。

标量其实就是大小,比如100,200,300,这些都是标量。当然光举这样一个例子 可能难以产生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所以要有对比。与标量进行相互对比的其实就是矢量。

矢量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具有方向。“量”这个单词其实代表的是数值,所以有许多人就搞不清楚这个方向是指什么。

我们这边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让一个人搬运货物,我们会说请你向前推动这个箱子。向前这个单词实际上就指明了方向。而推动这个箱子是需要耗费力气的,根据这个箱子的重量不同,耗费的力气也是不相同的,这就代表了数值的多少。所以我们把刚刚那一句话进行一个分析,它就代表了一个矢量。

我们之所以要耗费这么长的文字来详细解释矢量的定义,原因就在于重量其实就是一个矢量。

在此之前,我们先回到质量上。刚刚说过了,质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比如一块1kg重的石头,它在上海是1kg,你把它放到火星上还是1kg。你把它拿到手上,这块石头是1kg,放到地上其数值依然是1kg。即使你把它融化了,这块石头还是1kg。这就是质量的特性,我们有的时候也给它取名字,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之所以我们会把质量和重量混用,因为它们之间是有着很深的联系的。重量本质上是因为质量而产生的。我们之前学过万有引力,我们知道一块石头放在地球上,它会受到地球的引力作用。这一引力具体的数值大小,就是这块石头的重量。

所以我们说重量是一个矢量,因为它本质上是万有引力,而引力的方向是指向地球的。当然对于我们站在地球上的人而言,引力的方向是垂直向下的。所以,重量的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的。

其次,之前一直在强调质量的数值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重量的数值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星球上,万有引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毕竟万有引力和两个物体的质量相关,而不同行星的质量是不相同的。不同行星上物体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听到,物体到了月球上会变轻。这指的并不是物体的质量变少了,而是物体的重量变小了。

30, 6月 2022
体制创新与文化惯性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